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来，张勇已经蹲在了湿地边，仔细打量着水位。“今日水位25.85米”，他一笔一画记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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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顺义区的汉石桥湿地，是北京平原地区唯一的大型芦苇沼泽湿地。每天的水位监测数据就是一个小圆点，当若干小圆点和连线凑在一起，张勇突然有了新发现，“这波波折折的样子，不就跟人的心电图一样吗！”张勇说，水就是湿地的血液，读水位就相当于给湿地把脉，“顿时我就有点感动了，觉得自己不只是在记录水位，而是像‘医生’一样，在给湿地把脉问诊，随时掌握湿地是否健康。”这件事情让张勇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。

在张勇眼里，有意义的远不止记数工作。

“喜鹊五只，在200米外，觅食……”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有三条监测线路，张勇每天选择其中一条，脖子上挂着望远镜，在五六个点位上停留观测，将鸟类的种类、数量、位置、状态一一记录。

张勇和鸟儿似乎特别有缘。2016年4月，他参加全国鸟类环志培训，听说了为北京雨燕佩戴追踪器，发现它们迁徙到南非的故事。他脑海里瞬间就闪现出芦苇沼泽湿地的代表物种——东方大苇莺。它们秋天南飞，会飞到哪儿呢？

“东方大苇莺是芦苇荡中常见的鸟类，它们经常将3根芦苇秆捆住，在其中营巢孵蛋。”每次进行科普时，张勇总要声情并茂地讲述一番大苇莺和大杜鹃的故事。

大杜鹃就是布谷鸟，它们喜欢把蛋产到大苇莺的巢中，让大苇莺替它孵蛋育雏，这种行为叫做巢寄生。聪明的大杜鹃经常打配合，雄鸟先到巢附近活动，诱骗大苇莺追逐，雌鸟乘机将蛋产在空巢中。“这就是动物的智慧。”张勇说，大杜鹃的个头要大很多，所以在育雏后期，就会看见一只麻雀大小的鸟在喂一只鸽子大小的鸟，非常神奇。

冲着这神奇的故事，2016年5月，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与多家单位合作，在汉石桥等三个湿地捕捉了5只大杜鹃，让它们背上了卫星追踪器。为什么要让大杜鹃来背追踪器呢？原来，像小盒子一样的卫星定位追踪器重量要小于鸟体重的5%，由于追踪器重4.6克，而东方大苇莺不足30克的体重“不达标”，于是和它关系密切的大杜鹃则顺理成章地承担了这项任务。

8月，大杜鹃踏上了迁徙之路，它从北京出发，当年11月，大杜鹃就来到了此次旅行的终点——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，单程约1.3万公里。

“我们曾认为它在长江流域或者珠江流域越冬，怎么也没想到它们飞到了非洲。”张勇说，这是国内首次对大杜鹃进行卫星追踪，从而了解了大杜鹃的迁徙路线。

“这既是大杜鹃的迁徙路线，也极有可能是东方大苇莺的。”张勇说。由于东方大苇莺和大杜鹃的特殊关系，加上两种鸟都吃昆虫，每年迁徙季出发和返程的时间也基本一致，研究人员作出了大胆的假设。有了大杜鹃的观测记录，也为日后研究东方大苇莺的路线提供了方向指引。

2019年，张勇和鸟儿又有了新的缘分。当年4月，他观察到湿地植物园中心的鹭岛上出现鹭类占区筑巢，初步形成池鹭聚集繁殖区，“我太激动了！因为我在湿地观测鸟类十多年，第一次发现鹭类聚集繁殖区。”

池鹭筑巢树共157棵，鸟巢为204个，筑巢树85%为刺槐。张勇有了新发现，同时也产生了困惑：“筑巢区仅在鹭岛的东半部，西部却一个巢也没有？”

原来，池鹭繁殖需要一定的隐蔽性，选择刺槐树是因为池鹭使用小树枝搭建鸟巢，非常粗糙且不宜固定，而刺槐树有刺，这可以帮助固定鸟巢，可刺槐树只分布在鹭岛的东部。“这些发现非常有用，为以后池鹭的繁殖地保护提供了精准依据。”

除了科研工作，张勇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做鸟类科普。“做科普，心态得好，把自己当太阳，阳光都照耀在他人身上；而做科研，就是一个当月亮的心态，没有什么光，但每天晚上也得悄悄前行。”

从2017年春天起，汉石桥湿地与社会团体合作，尝试开展鸟类环志活动，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参与。“鸟类保护不只是管理机构或者政府的事儿，我们也要搭建平台，让公众参与进来，并带动身边的亲朋爱鸟护鸟。”张勇说。

来汉石桥湿地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，大家因为兴趣聚集到一起。“当你捧着鸟儿娇小的身躯，感受着它惶恐的心跳，你也会紧张，你也会心生怜悯，慢慢地爱上这些小生命。因为这些娇小的身躯里蕴藏着伟大的力量，它们可以飞翔上万公里，去追逐温暖、去追逐春天。我们在这里放飞的不仅是鸟儿，也有自己的心灵吧！”张勇说，志愿者们都可以把感受写成日志，把对鸟儿的爱和快乐变成流淌的河，汇聚成海。